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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音变路径的实证分析 ———项吴语声调变异的社会语音学研究
2021年04月06日 10:29 来源:《语言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张璟玮 字号
2021年04月06日 10:29
来源:《语言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张璟玮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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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社会语音学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可为研究共时音变的起源、扩散和演变路径等问题提供分析理论和方法。文章拟在社会语音学的框架下,探索汉语方言“浊上归浊去”的演变路径问题。文章选择正在发生“浊上归浊去”的无锡方言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四十名方言发音人的单字调语音数据,重点分析其阳上调与阳去调的细微共时变异。研究同时采用传统的听辨转写和实验语音学基频分析的方法,发现无锡方言阳上调存在凸调、升调和凹调三个调型变式。通过对每个调型变式的混合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无锡方言的阳上单字调以凸调为起点,演变目标是成为与阳去相同的凹调,升调是凸调演变成凹调的过渡。

  关 键 词:社会语音学;声调变异;浊上归浊去;无锡方言;合并路径

  作者简介:张璟玮,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方言学、语音学。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及澳门高等教育基金会资助。

  1 引言

  共时音变是变异社会语言学(variationist sociolingusitics)的研究焦点。变异社会语言学擅长通过观察“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Labov 1994:43-45)来解析研究音变的动态过程。自拉波夫(Labov 1963)马萨葡萄园岛元音变异研究开始,变异社会语言学就运用实验语音学和定量统计的方法来分析语音演变,让观察语音演变的过程变得可行也更加客观可信。近年来,随着变异社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experimental phonetics)的进一步紧密结合,逐渐产生社会语音学(sociophonetics)这一新的学科方向(Thomas 2011),有些汉语研究也开始运用其研究框架(梁磊2014)。社会语音学利用实验语音学检测细微语音变异的特长,结合社会语言学研究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社会因素对共时音变影响的理论框架,可以加深语言学对语音演变的起源、发展、扩散、演变路径及其社会交际功能的理解。

  “浊上归去”是中古末期以来汉语语音的一项重要演变。这一音变最迟八世纪在当时的权威话里就开始(王力1958),这一音变随着中原地区强势方言对周边方言一波又一波地渗透而推广到整个汉语区域。官话的浊上归去已基本完成,吴语中还有少数方言点还没有完成合并。赵元任(1956:76-77)20世纪20年代对吴语33个点的调查发现,当时吴语大部分地区(北部吴语8个点,南部吴语10个点)还没有完成浊上归去的合并。钱乃荣(1992:600-611)60年后再调查这33个点时,发现吴语的浊上和浊去的合并正在扩散,只剩11个点的老派发音人尚能区分浊上和浊去,其中北部吴语仅4个点,无锡即为其一。有关无锡方言的后续研究(徐金益2007;王轶之2008等)发现,到21世纪,无锡方言中的浊上也正在向浊去合并,是“进行中的变化”,也就是说,无锡方言是一个观察“浊上归浊去”共时音变的窗口。

  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进行中的变化”主要是通过观察在年龄段上的变异分布趋势来进行,也叫“显像时间”(apparent time)研究(Labov 1994:45-54)。除了用年龄来指示新旧变式,变异社会语言学还用“空间(space)”作为年龄指标的补充(Horvath & Horvath 2001),以追踪新变式扩散的过程(Bailey et al.1993)。本文将对吴语中尚未完成浊上归浊去的无锡方言进行探索,用“年龄”和“空间”两个指标来分析和观察其演变路径并预测无锡方言浊上调的发展趋势。

  2 无锡方言单字调概述和研究问题

  本文首先整理已有研究中无锡方言单字调调系代表性描写,列于表1。这些调查报告的调查点均是无锡老城区,即行政区划中的梁溪区。表1中赵元任(1928/1956)用数字简谱①转写声调,这是赵元任先生创制的五度标调法的前身。除赵元任(1928/1956),表1中其他研究均用五度标调法转写声调。

  

  表1中所列赵元任(1928/1956)、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1960)和钱乃荣(1992)“老派”的记录显示,无锡市区方言有八个单字调,古四声各依声母的清浊而分阴阳。其中,阳平是直升调。对无锡市区方言新派发音人的调查发现,其阳平和阳去的单字调调值几乎一样,阳平和阳去的单字调已完成合并,成为凹调/213/(钱乃荣1992;徐金益2007)。但也有学者指出,无锡市区方言中一部分阳上字,无论全浊还是次浊,与其他吴语地区一样也有与阳去合并的趋势(陈祺生1989;钱乃荣2003)。

  从表1历时约八十年的方言调查记录来看,无锡阳上调出现过凸调、平调(/33/)和直升调(/13/)三种调型②变式,是八个声调中记音差异最大的。一般来说,方言学的记音差异可能来自于不同学者的记音标准不同,也可能来自于记音错误,但就内部比较来看阳上调出现最大差异极有可能是因为发生了历时的演变。共时方面,徐金益(2007)用声学实验的方法描写了无锡方言的声调系统(包括单字调和双字词组连读变调),其声学数据表明无锡市区方言的阳上单字调正在向阳平和阳去合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变化。可惜该文没有对阳上单字调的演变路径作进一步分析。基于此,本文拟以无锡方言“浊上归浊去”的路径为研究问题,用社会语音学的方法,对这一历史上广为人知、恰好又在无锡方言中正在进行的变化作定量描写和分析,从共时的角度描写浊上归去的变异过程,为解释历时演变提供参考。

  3 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无锡方言阳上调出现过凸调、平调、直升调等不同的调型变式,其中又以赵元任(1928/1956)记录到的凸调变式最旧。为了收集尽可能旧的阳上变式,本研究用“年龄”(老年和青年)和“空间”(市区和郊区)两个指标对发音人作分层定额抽样,以期在郊区找到市区中已基本消失的阳上旧变式。无锡郊区的采集点是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以下简称“华庄”)。华庄地处无锡南郊,距老城区约13公里。选择华庄是因为其地理上毗邻太湖而相对独立,较少受到除市区方言之外周边其他方言的影响。

  本研究共调查40名无锡方言母语发音人,市区和郊区华庄各20名。其中,每地60岁以上老年男性5名、女性5名;18至23岁年轻男性5名,女性5名。选择发音人的具体要求为:发音人本人及父母(或监护人)、(外)祖父母均出生且久居本地(市区/华庄)、母语及家庭日常用语都是本地方言且至少接受过小学教育。

  录音材料包括字表(含单字和双字词组)、段落(含单字和双字词组)、最小配对和访谈。本文的研究范围是舒声阳调类单字变异,因此本文仅分析中古阳平、阳上和阳去字的单字调录音。单字调字表以中古四声八调系统为架构,并且考虑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字的均衡,其中全浊阳平字8个、次浊阳平字8个、全浊阳上字9个、次浊阳上字9个、全浊阳去字10个、次浊阳去字8个,共计52字。段落朗读中包含阳平、阳上和阳去测试字各4个字。需要说明的是,段落朗读的内容是介绍中国人的姓名(详见附录第2部分),内嵌测试单字均为姓氏或人名用字,每个字都用标点隔开,既保证了语料的自然,也避免了语调的影响。最小配对包括“阳平+阳上”“阳上+阳去”“阳平+阳去”双字配对各6对,“阳平+阳上+阳去”三字配对12对,共计72字。在测试字的选择上,首先这些词的音节结构都是声母加一单韵母,避免复韵母或鼻韵母因为元音音高或鼻韵尾对基频值产生的影响;其次,选择常用字;设计字表时根据《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来确定使用字是否为常用字,文章撰写时该字表已经被《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替代。经查阅,本研究中字表、段落和最小配对中所有测试字均属于《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一级常用字;第三,尽量选用文白读音不分的字。根据“无锡方言同音字汇”(张丽娜2011:13-33),本研究的测试字仅4个字文白两读(4个字为:咸、元、吴、大),但它们的文读音与白读音的差别体现在声母或韵母上,声调完全相同,不影响对声调的调查;第四,尽量保证不同声调的测试字的声母和韵母相同,即在单字字表中也能构成小配对。比如“排-罢-败”分属阳平、阳上和阳去调,它们在无锡方言中的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第五,尽量选择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即可以单用的字。但是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一个变化趋势是双音节化,自由语素越来越少,适当测试黏着语素(bound morpheme)并且观察两者在声调变化中表现的差异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声调变化的机制。测试字的详细信息列于文后附录。另外,由于访谈中的单字调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调的影响,然而目前学界还没有完全解决如何在连续语流中分析声调变异的问题(Stanford 2016),因此本文暂不讨论访谈语料中的声调数据。

  田野调查开展于2010年6至7月,录音均在发音人居住地周边的安静房间内进行。调查设备为TASCAM牌DR-100式便携电子录音机与AKG牌C420头戴式麦克风。采样频率为48千赫兹,量化精度为24比特。由于笔者的母语是无锡方言,录音和访谈工作均由笔者本人完成。发音人录音前先用纸质材料熟悉朗读内容,正式测试时,字表由一台便携式笔记本计算机显示,一屏只显示一个字或一对字,避免后续内容干扰。这些字的出现顺序是随机的,以随机化已出现内容的影响。测试时,发音人可自己点击鼠标或键盘翻屏,以便自由控制朗读速度,如读错可以纠正重录。段落朗读的文本印于一张A4纸的同一面,避免翻页产生噪音。编排格式分青年人和老年人两个版本,老年人版本字号更大些。

  4 音高数据分析

  社会语音学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元音和辅音,声调变异的研究还未完全展开(Thomas 2011)。已有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开展的声调变异研究在处理平调、升调或降调的变异时,最常用的描写参数是声调起点和终点间的斜率,同时参考声调目标(起点或终点)的基频值(Stanford 2008;姚玉敏2009;Fung&Wong 2011等)。吴语是一个复杂曲线声调语言(complex contour tone,Yip 2002),包含汉语方言平、降、升、凹、角、凸、零所有七种曲拱样态(刘俐李2005)。对于凹、角、凸等复杂曲拱样态,仅用音高指标或斜率指标并不能完全记录调型的变化轨迹。已有研究指出,对于曲线声调,可以用一元二次曲线作为语音学表达方式(Zhu 1999),但是这一表达方式涉及a,b,c三个参数,而且这三个参数相互影响,不可单独提取作比较,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单一声学指标可以同时区分平调、升调、降调与凸调和凹调等复杂调型。因此,本研究首先用传统的听辨方法,同时辅以语图观察,区分所有声调样本的调型,然后再用Praat(Boersma 2001)测量和提取基频数据,以作实验语音学的音高分析。声调切分参照朱晓农(2010:281-282)的标准,即声调起点从韵腹(元音)的起点算起,在语图上从元音的第二个脉冲算起。声调终点根据调型不同而定不同的辅助标准:(1)声波图中振幅显著下降;(2)看宽带图中第二共振峰是否还清晰,如果共振峰结构已经模糊,可以认为是声调的终点。对于升调和降调还有各自的辅助标准。升调的终点定在窄带图的基频峰点处。降调的终点定在宽带图的基频纸条有规律成比例的间隔结束处。确定声调起讫点后,笔者用Praat脚本十等分时长,获取等分点上的基频数据十一个。考虑到初始段音高受前接辅音(声母)的影响(Rose 1987,1993;Stanford 2008),本研究舍弃声调曲线前10%的数据,即只分析第二至第十一个等分点上的基频值。

  基频数据的归一方法采用半音(semitone)转换法。目前汉语声调研究大都采用Z-score转换法(Zhu 1999)或T值法(石锋和王萍2006)作基频归一。Zhang(2014:97-119)系统比较了现有的15种基频归一方法,包括Z-score法、T值法、半音转换法等,发现半音转换法最适合变异研究:用它转换后的数据既能保留声调音位区别和受社会因素影响的音高差异,又能消除声带厚薄长短等生理上的音高差异。半音转换时要选用一个值作为参考值,有些研究用100Hz(如Chen 2008),有些研究用男性、女性的平均音高123Hz与220Hz(Howard 1998)。Zhang(2014)发现采用每个发音人自身的平均音高值归一的效果最好,因此本研究用如下公式对音高进行归一:

  

  公式中“代表某发音人的任意一个采样点的音高值,“人均音高”是指某发音人所有朗读材料中研究目标字或词的基频均值。

  本研究选用的回归模型是混合效应模型(mixed-effect model),用R(R Core Team 2013)作统计分析。随着统计学的发展和统计软件的普及,目前语言学界也开始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语言变异(Tagliamonte & Baayen 2012)。混合效应模型是指既包含固定效应又包括随机效应的多元回归模型,它不仅能像一般回归模型那样分析固定效应对因变量的作用,还能分离随机效应的影响,比如发音人选取和字表选字的随机干扰,使结果更准确。

  5 结果

  5.1 阳上字的听辨结果

  如“音高数据分析”部分所述,没有一个单一声学指标可以同时区分平、升、降等简单调型和凹、凸等复杂调型。所以,必须先用传统听辨的方法作调型的区分。笔者对1840个阳上字次的听辨转写一共发现五种调型变式:凸调([131]或[121],n=433,23.5%)、升调([13]或[113],n=459,24.9%)、凹调([213]或[313],n=760,41.3%)、降调([51]或[41],n=105,5.7%)和平调([33]或[22],n=83,4.5%)。进一步分析发现,平调和降调主要由青年人使用,当青年人不确定某字的方言读音时,或将其读为连调中的读音或其对应的普通话声调,如全浊阳上字被读成降调的比例特别高,因为其对应的普通话声调是去声/51/。因此,笔者认为平调或降调是误读发音,在进一步分析中只分析凸调、升调和凹调的1652个样本。图1列出了无锡方言阳上调三种调型——凸调、升调和凹调在市区和郊区40名发音人中的分布。

  

  图1显示,凸调、凹调和升调这三个调型变式不仅在整个样本中各占一定比例,而且从发音人个体内部来说,40人有35人也都同时使用这三种变式。因此,在共时层面上,无锡方言阳上字的凸调、凹调和升调不仅仅是三种调型变式,更是三个不同的声调音位。阳上字这三种调型变式在年龄(老年/青年)和空间(市区/郊区)上的分布如图2所示。图2按照“年龄×空间”将调查对象分成4组:郊区老年人、郊区青年人、市区老年人和市区青年人,展示每组人群三种调型变式的样本数和比例。

  

  观察图2可以发现:

  1)凸调:赵元任(1928/1956)记载的阳上凸调出现在每一组中,尤其是无锡郊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阳上字被读作凸调的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且两个群体使用比例差别不大。市区老年人使用凸调多于青年人,郊区使用多于市区。

  2)升调:市区老年人和青年人使用升调的比例接近,而郊区老年人较青年人更多地使用升调。从空间上来看,市区升调的使用多于郊区,似乎升调是一个比凸调新的变体,但考虑到郊区青年人极少使用升调,并不能立刻下这一结论。

  3)凹调:郊区老年人和市区老年人使用凹调的比例接近,郊区和市区青年人使用凹调的比例也接近,可见凹调是较新的变式,且是一个同时在市区和郊区扩散的新变式。但是升调和凹调,究竟哪个更新,抑或没有差别还需进一步比较。

  如上所述,本研究以年龄和空间作为在共时平面上判断新旧变式的指标。老年人更多地保留旧变式,青年人倾向使用新变式;郊区变体更多地保留旧变式,市区变体更多地使用新变式。从这两个维度比较三个调型变式的分布比例是确定变体间的新旧程度的一种方法。表2列出了比较结果。

  

  表2中约等于号“≈”表示比例接近,大于号“>”表示该变式在老年人中使用的比例比青年人多或在郊区的使用比例比在市区多,小于号“<”则反之。从年龄维度看,凸调和升调变式各有一个约等于号和大于号,不分伯仲,而青年人使用凹调的频率大于老年人,是新变式;从空间维度看,凸调变式有两个大于号,最旧;凹调变式两个约等于号,次之;升调有两个小于号,最新。综合年龄和空间两个维度,凸调毫无疑问是最旧的变式,然而升调和凹调,仅从频数分布还不能判断新旧,需要进一步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来考察。

  5.2 实验语音学的结果

  5.2.1 基频均值曲线

  用听辨结果比较每个调型变式在年龄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占比是判断变式新旧的方法之一。另一种方法是提取基频数据,在年龄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比较调型变式基频曲线的特点,初步判断每个调型变式内部有无新旧之分。图3展示了无锡阳上字三种调型变式在年龄、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基频均值曲线。所谓“基频均值曲线”,是将所有被转写为同一调型(凸调、凹调或升调)的基频曲线取平均值。基频均值曲线虽然会丢失一些变异细节,但可以有效地呈现基频曲线的概貌。

  图3将同属一个年龄层(老年/青年)和同属一个地区(郊区/市区)的发音人的基频曲线按照听辨转写的分类(凸调/升调/凹调)取均值,得到了四幅小图。上下可以比较郊区和市区的情况,左右可以比较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情况。

  总体来看,无论哪种调型,老年人的调域都大于青年人。比如郊区老年人的凸调,最高点在1ST而最低点在-6ST,跨度达7个半音;郊区青年人凸调所占范围仅其一半左右。升调和凹调的情况也是如此。分调型来看,郊区老年和市区老年人凸调的突出差异在于顶点的位置,前者位置靠前,后者位置偏后,郊区青年人和市区青年人也有这种变化。对于升调和凹调,最低点的位置,即拐点的位置也很重要。朱晓农(2010:278)指出,拐点是升调和凹调的声调目标,升调的基频曲线往往有个下降的调头,即整个调型也呈现凹形,升调和凹调的区别在于拐点的位置,在20%处的是升调,在40%处的是凹调。图3中的升调没有出现下降的调头一是因为图3的曲线舍弃了前10%,二是因为取了均值。实际上,仅约六成升调样本(265/459)其拐点与起点重合,剩下样本均有一段下降的调头。对于图3中的凹调,老年人拐点的位置更靠前,也就是老年人凹调调头下降的部分时长较短,较接近升调。

  

  5.2.2 混合效应模型检验

  通过5.2.1节的分析,我们发现凸调顶点的音高和相对位置,凸调起点和终点的音高以及升调、凹调拐点的相对位置是需要重点用混合效应模型检验的因变量,以确定它们受年龄和空间两个指标的制约。本研究收集的作为混合效应模型自变量除了年龄和空间因素外,还包括其他语言学因素和社会因素。语言学因素(自变量)包括:测试字的声母是全浊还是次浊,测试字是自由语素还是粘合语素,韵母元音音高(高/中/低),测试字在普通话中的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测试字发音时长(单位:毫秒)。社会因素有:发音人的性别(男/女)、教育程度(小学/中学/大学及以上)、是否会说普通话(是/否)、语体(朗读字表/段落/最小配对)。本文因为篇幅原因,暂先集中讨论阳上调归人阳去调的路径问题,因为除了“年龄”或“空间”指标,暂未发现其他变量可以指示调型内部的新旧,所以本文并没有考察其他如性别、教育程度、语体等社会语言学变量对阳上调变异的制约。其他因素对阳上调变异的制约和分析将另文叙述。

  本文打算通过混合效应模型,用年龄和空间这两个指标指示每个调型内部的新旧关系,进一步确定三个离散的调型变式之间的新旧程度和渐变关系。比如,在5.2.1中我们已经观察到凸调顶点位置和年龄有关系,老年人的凸调顶点较为靠前,如果经混合效应模型检验,证实凸调顶点受年龄制约,且老年人较青年人靠前的话,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凸调的旧变式较新变式顶点靠前。假如A调型的新变式和B调型的旧变式能够接上,那就能够确定A调型旧于B调型,从A变成B是渐变。

  

  表3列出了混合效应模型中年龄和空间两个自变量的制约作用。经混合效应模型检验,如果年龄或空间的制约作用显著,就在表格中“是否显著”列标为“显著”并列出其t值和p值,同时列出因变量在年龄或空间分层下的均值。例如,年龄对凸调顶点音高这个因变量有显著制约作用,老年组凸调顶点的音高是1.61ST,青年组凸调顶点音高的均值是0.76ST,说明老年人的凸调顶点音高显著高于青年人,凸调顶点音高高是凸调旧变式的特点。混合效应模型和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一样,某一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变动一个单位引起的因变量的平均变动单位。也就是说表3中所呈现的对阳上调变异有显著影响的“年龄”或“空间”的混合效应模型,是已经离析了上述和它们一起放人混合效应模型的语音内部和社会外部自变量的影响。

  同理分析凸调顶点的位置。年龄在这个因变量上没有呈现显著的制约作用,但是空间因素显著。结果显示:市区发音人的凸调顶点更靠后,也就是说顶点靠后是凸调新变式的特点。

  然后看凸调起点和终点的音高。这两个变数的音高受到年龄的显著制约,老年人起点和终点的音高都比青年人低,也就是说,凸调起点和终点音高较低是旧变式的特点。凸调终点的音高除了受年龄制约外,还受空间的制约,市区发音人凸调终点也显著高于郊区发音人的凸调终点。可见,终点音高值高是凸调新变式的特点。

  综合表3中凸调的四个因变量的结果,可以得出凸调新变式有如下特点:(1)起点音高高,(2)终点音高高,(3)顶点音高低,(4)顶点靠后。把这四个特征标到一张图上,可以得出图4的凸调变化路径仿真。前三个特征共同促成了凸调扁平化,而加上最后一个特征——顶点后移,凸调在调型上就开始接近升调,当顶点后移至一定程度,凸调调尾下降的部分会因为太短而不被感知,最终成为升调。根据图4的模拟,可以判定升调是无锡阳上凸调演变的目标。

  

  继续讨论阳上升调和凹调拐点位置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的结果。表3显示青年人升调拐点位置的值高于老年人,也就是青年人升调的拐点更靠后。同样,市区发音人升调拐点位置的值高于郊区发音人,市区发音人升调的拐点也更靠后。所以,升调拐点靠后是升调新变式的特点。升调和凹调最大的区别在于拐点的位置,升调拐点越靠后,就越接近凹调。同升调一样,青年人凹调拐点位置的值也比老年人大,即青年人凹调的拐点也更靠后。凹调拐点靠后是凹调新变式特点,换言之,凹调旧变式的特点是拐点靠前,更接近于升调。综上,升调新变式的特点是拐点靠后而凹调旧变式的特点是拐点靠前,升调的新变式成功与凹调旧变式对接,所以升调要旧于凹调,且升调到凹调的演变也是渐变。对升调和凹调拐点的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升调旧于凹调的结论,解决了“5.1阳上字的听辨结果”没有解决的问题。

  最新的凹调变式是否已与阳去调合并需要进一步检验。图5像图3一样比较阳平调、阳去调和阳上凹调在年龄、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基频均值曲线。

  

  图5显示无锡老年人,无论是来自郊区还是市区,他们的阳平和阳去调已经合并,起点和拐点的音高接近重合,是一个缓升调。而老年人阳上调的凹调调型,相比于阳平/阳去,有更高的起点和更低更靠后的拐点,所以还没有与阳平/阳去合并。最小配对结果也表明老年人尚能区分阳上凹调和缓升的阳平/阳去调。

  图5显示无锡青年人,无论是来自郊区还是市区,他们的阳平调和阳去调都已变为凹调,比起老年人的缓升调有更高的起点,拐点更高也更靠后。老年人的阳平调与阳去调已经合并,但青年人的阳平调与阳去调基频曲线不完全重合,差别主要是阳平调的调尾比阳去调稍高,但不到一个半音(semitone)。青年人阳平和阳去调重新分开,申博太阳城代理最高占成:但最小配对结果表明青年人无法区分阳平和阳去调。重新分开的原因据推测与缓升调型在向凹调调型变化时速度不完全一致有关,但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暂不展开。回到“浊上归去”问题,青年人阳上字的凹调调型变式和阳去调基频曲线基本重叠,说明阳上调最新的凹调变式已经和阳去调合并。最小配对的结果也表明,青年人已经无法区分阳上凹调和阳去调的读音,已经完成了合并。但如图2和图3所示,青年人尤其是市区青年人,发阳上字时还使用升调这个调型变式,这个变式和青年人用的阳去凹调相比,无论是发音的基频曲线还是听感上差别都很大。所以,无锡市区和郊区方言的“浊上归去”还没有到Labov(1994:20)所说的“近似合并”(near merger)阶段,当凸调、升调演变为凹调时,才有可能进入这一阶段。

  综合凸调到升调,升调到凹调的演变,可以得出图6这一无锡阳上调演变路径的模拟图。凸调演变为凹调一共经历了四个步骤,首先凸调的起点和终点都抬高,顶点降低并且向后移,成为一个顶点靠后的扁平凸调,当顶点后移至一定位置后便与终点重合,成为一个直升调。图6中②所标示的直升调是理想的状态,在实际发音中一般都带有如③显示的一个降头,当降头的拐点越来越靠后,下降的部分也越来越明显就成为④中的凹调。

  

  王士元(1988)提出调型相似会导致声调合并,因为“声调系统的演变,主要产生于感知的相似性”。阳上调的旧形式凸调和阳去调的旧形式凹调在调型上差别很大,表面上看,阳上向阳去的合并违反了这一规律,其实并不是这样。王士元(1988)提出的相似性不仅“可以存在于单字调调型中”,“也存在于连读音变形式中”。以潮州话阳上和阳去的合并为例,潮州话阳上和阳去单字调读音差别很大(一为高升调,一为低平调),但在连读音变中却极其相似(一为低降调,一为低平调),小孩听到连读音变形式比单字音形式多,所以把阳去字误读为阳上字的机会也多。

  同样,在无锡方言中,阳上和阳去单字调的旧调型差别也很大(一为凸调,一为凹调),但在连读音变中,两者作为双字组连读变调的首字时调型、调值完全相同,都是低平调,有些学者将其转写成[33](徐金益2007:65),有些学者将其转写成[22](曹晓燕2003)。阳上和阳去字在连读变调中的读音([33]或[22])和阳去单字调读音([113]或[213])比较接近,这很可能是阳上调与阳去调合并在感知相似方面的基础,发音人根据连读变调中读音类推(analogy)单字调的读音,从而造成了阳上的变异。在分析自由语素和黏着语素对阳上调并入阳去调的影响时,我们发现,不能单用的黏着语素变得更快一些,也就证明了连读变调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连读变调相似性类推而造成的声调变异不一定经历了如图6所示的完整的演变路径,极有可能跳过步骤①和②,直接从凸调变为凹调。

  对于有机会听到阳上单字调旧变体的发音人来说,尤其是郊区的发音人,他们把部分阳上字读成升调或者凹调,受到连读变调相似性类推作用的影响就比较小。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阳上和阳去的合并呢?正如上文的分析,凸调到凹调的演变并不是一蹴而就,存在如图6所示的四步变化路径,其中每一步变化的幅度都比较小,相邻的声调变式调型接近,极易产生感知上的相似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得出的无锡方言浊上归浊去的演变路径是在较大发音人样本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来的。具体到每个发音人来说,他们并不一定会按照这四步路径一步不差地将阳上归并至去声。比如,个别市区青年发音人从小说的阳上可能就并非是最旧的凸调型(图1显示wyf2、wyf5、wym3和wym4不使用凸调),他们就只可能经历升调变凹调的步骤。另外,郊区只有6.2%的青年人用升调,低于其他三组的比例,这很可能是因为,郊区青年人有较多机会从他们的祖辈、父辈处听到旧的阳上调型变式——凸调,因而较好地保留了凸调的发音,凸调向升调的转换比例较小。同时他们又受到与市区发音接触的影响,以及连读变调相似性类推作用的影响,他们阳上调的变异集中表现为把升调变式变为凹调变式。但是,郊区青年人虽然保持了较大比例的凸调发音,但是他们发的凸调与老派发音人又不同。从图3上部两张图的对比可以看出,郊区青年人的凸调曲线的起点和终点也抬高,顶点降低且向后移,相信凸调向升调的转变也会很快出现。

  6 结论

  本文调查无锡方言市区和郊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舒声阳调类正在进行中的变化,探究浊上归浊去的演变路径。研究发现,无锡方言的浊上归浊去是正在进行中的变化,现存凸调、升调和凹调三种调型变式,其中凸调和升调在前人的研究中也有记录,互为印证。基于听辨转写后的频数比较以及声学数据的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得出无锡方言浊上归浊去的演变路径是:以凸调为起点,其基频曲线的起点和终点抬高,顶点降低而平化,并且顶点向后移,成为一个顶点靠后的较扁平凸调。当顶点继续后移成为凸升调甚至直升调。成为直升调后,其起点抬高,形成一个降头。最后降头的拐点继续向后移,下降的部分也越来越明显就成为与阳去完全相同的凹调。研究发现,无锡方言的阳平和阳去的合并已经结束,但浊上归浊去尚未完成。

  本文的贡献如下:(1)本文是用变异社会语言学方法研究历史语言学发现并关注的音变现象——浊上归浊去的一次尝试。以实证调查数据,从年龄(老年/青年)和空间(市区/郊区)两个维度描写无锡方言舒声阳调类的变异,辨识了中古阳上字凸、升和凹三个调型变式,论证了其新旧关系,从共时层面上展现了浊上归浊去的演变路径。(2)本文用变异社会语言学中比较新的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年龄和空间对每个调型变式内部变异的制约能力,从而判定每个调型变式内部的新旧特征。研究发现,对于三种调型变式的听辨转写的结果是三个离散结果,而声学分析并不能得到一个单一指标去区分三种调型。因此需要对三种调型逐一分析,深入每种调型的内部观察其新旧特征,才能解决演变路径的问题。(3)变异社会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元音和辅音的变异,对声调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尝试对汉语声调的变异开展描写,补充了吴语声调变异研究的研究案例。

  1、单字字表中阳平、阳上和阳去字:

  

  2、段落朗读材料

  中国人的姓名

  

  注:双下划线的字用于测试单字调或双字组连读变调,单下划线的字为填充字。段落中阳平测试单字为:陈、晨、刘、仁;阳上测试单字为:赵、李、礼、勇;阳去测试单字为:寿、健、廖、义。

  3、最小配对:

  

  ①数字简谱的转写方法运用绝对音高来转写声调,且包含时长信息:无下划线代表一拍,单下划线代表半拍,双下划线代表四分之一拍,上标“#”表示升半个音,上标“b”表示降半个音。

  ②本文使用“调型”(tone shape)指声调音高升降变化产生的类型,如平调、升调、降调、凹调、凸调等。本文不用“调形”这一概念是因为王士元先生用“调形”一词翻译另一概念“contour”,是声调七个区别特征之一,指平仄的分别(Wang 1967;王士元和彭刚,200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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