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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
2021年04月27日 10:06 来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 作者:朱乃诚 字号
2021年04月27日 10:06
来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 作者:朱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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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中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100周年;成就

  基金资助:“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群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学科群招标课题”成果,编号:YHXXKQ-202001

 

  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兴起以来,至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

  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国史前史和夏商历史的研究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约200万年的中国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为广为接受的认识,填补了商代历史研究的空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两周历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批都城与地方城市及10余万座陵墓的发掘,大量简牍、帛书、墓志及其它文物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秦汉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从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旧石器时代考古,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研究工作最为充分,在全国各个省区开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及其文化遗存的探索,填补了地域与时代空白。在北方与南方都发现了接近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将人类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大大提前。认识到,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已形成南北两个技术传统,即南方的砾石石器传统和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传统。形成的综合性论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及《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以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两部书的旧石器时代部分,还有由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等。这些成果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发挥着引领或是重要的作用。

  1.距今百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和人类起源的探索

  发现的距今100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主要有陕西蓝田公王岭,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半山、岑家湾、马圈沟等遗址,它们的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其中,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年代为距今110万—115万年;1992—2018年对马圈沟遗址群的多次发掘,已确认15个文化层,年代自距今176万年至120万年之间。发现的距今近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主要有1965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一带发现的元谋人的两颗牙齿化石,经古地磁测定牙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1998年以来,在安徽繁昌癞痢山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石制品等人类文化遗存,与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这些材料对在亚洲地区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距今约7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及其文化研究

  发现的距今约7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文化遗存,除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外,约有150多处。其中,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年代约距今65万年,河南洛阳栾川孙家洞发现动物化石、石制品、人牙化石等近2万件,湖北郧县学堂梁子发现两具直立人头骨化石,陕西洛南东河村龙牙洞发现的距今约50万年的文化遗存以及南郑县龙岗寺等秦巴山地的重大发现,表明这些区域是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1980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出土的一具距今约30万年的直立人头盖骨和2015年在东至县华龙洞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以及1990、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距今约35万年的直立人化石等资料,集中表明了长江下游地区也是直立人活动的重要地区。1993年以来在广西百色盆地发现一批旧石器地点,年代在距今约80万—19万年,2014年在广东郁南磨刀山发现的旧石器,显示着岭南地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又一重要区域。2014年以来在云南江川甘棠箐发现了一处年代最早的木柴向心堆积的用火遗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的包括北京猿人头盖骨在内的40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及其用火、打制石器等文化遗存仍然是直立人及其文化遗存的最重要的发现。1949年以来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1978年后进行了包括九个课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张森水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猿人遗址的石制品(《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洞穴中厚达40多米的文化堆积,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20万年。

  3.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研究

  1950年以来开始对早期智人进行了重点探索。至今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有30多处。其中,1954年发现的丁村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1976—1979年发现的许家窑人化石有20件,代表10多个不同的个体,年龄从7岁到50岁,平均寿命为30岁。1978年发现的大荔人头骨,保存相当完整,年龄约30岁。1984年发现的距今约23万年的金牛山人除有较完整的头骨外,还有许多体骨。1992年在贵州盘县大洞发掘出古人类牙齿化石和石制品。这时期的文化更具多样性。其中,在秦岭以北,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两湖、安徽、江西地区则继承其祖先的砾石石器文化传统,云贵高原自成特色。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石球均较为常见,这可能反映了狩猎经济有所提高,经济生活较前一个时期有一定的改观。

  4.距今4万年以来至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

  1933、1934年发掘山顶洞遗址获得的山顶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及大量的文化遗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料。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已遍及全国各个省区。经发掘的重要遗址,北方地区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天津蓟县东营坊,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子洞,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发、吉县柿子滩,内蒙古萨拉乌苏、鄂尔多斯乌兰木伦,辽宁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讷河多福村神泉、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新密李家沟、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庙,陕西韩城禹门口、宜川龙王辿、南郑疥疙洞,甘肃环县刘家岔,宁夏灵武水洞沟、青铜峡鸽子山,新疆吉木乃萨吾尔山通天洞等遗址;南方地区主要有:湖北江陵鸡公山上层,安徽怀宁腊树,湖南石门燕儿洞、澧县乌鸦山,广东英德青塘,四川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黄鳝溪,云南昆明大板桥、富源大河,贵州普定白岩脚洞、贵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广西柳江通天岩、柳州白莲洞下层,福建漳州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马坎、长兴合溪洞及七里亭与银锭岗,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台东长滨海雷洞等遗址。其中,周口店田园洞遗址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人骨化石,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众多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表明,这时期人类的许多创造,使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生存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展。具有时代意义的细石器及其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石工具正向用途专门化方向发展。个别遗址还发现了箭镞,表明对于狩猎活动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这一时期产生。引人注意的是,石器磨光技术与原始陶器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产生。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中国境内从农作物栽培的出现至夏王朝诞生,这段约8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

  已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近2万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1500余处,一些重要聚落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或是全部揭露,累计发掘墓葬1万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发掘报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宏观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提倡的科学使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谱系问题受到了重视。1977年,夏鼐明确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有: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苏秉琦的研究成果,对日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自然地理区域多中心发展的共识,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同时,还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对中国史前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意识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农业的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而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进一步构建着中国史前史。以该书的编写为标志,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之后,严文明、张忠培在引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重视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形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动下,为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重要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发掘,其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国对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间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直至1987年发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以后,研究工作才获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发现并确认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约有20多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广西桂林甑皮岩、南宁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青塘等遗址。这一时期,在局部磨制石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光石器。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原始陶器的残片,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约600—700℃,器型简单,陶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与食具。形制规范的土坑墓开始形成,如东胡林遗址发现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发现的食物生产证据,主要有东胡林遗址发现的公元前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对南庄头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这一带具有由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的环境特点,具备了优越的食物生产的自然条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在南方地区可能产生了栽培稻。这些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的中国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2.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华南及辽河流域发现的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文化遗存达300多处,分属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其中,有分布于河南和河北南部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及冀中地区的北福地文化,分布于渭水流域及汉水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前段,分布于两湖平原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皂市下层文化,分布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分布于岭南的顶蛳山文化和桂林甑皮岩遗存等。在钱塘江流域发现年代早至公元前7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以及后续者跨湖桥文化。2019年在浙江余姚井头山地下沙层下发现的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贝丘文化遗存,开辟了在沿海地区海相沉积环境下探索早期文化遗存的视野与新途径。另外,2005年确认了分布于湘西山地、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的高庙文化,2010年以来在淮河下游新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顺山集文化,近年在内蒙古中南部东端的化德及河北西北角的康保发现了裕民文化,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再次发现并明确了距今8000年以前的玉文化遗存。

  这一时期的遗址,面积大的在3万~5万余平方米之间,最大的达到数十万平方米。有的聚落址已初具规模,似经过规划设计,表明当时处于基本固定的居住状态。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址呈不规则圆形,由环壕圈围,直径约166~183米,聚落址内有半地穴房址近百座。河南新郑唐户遗址揭露面积近10000平方米,聚落址由房址、灰坑(窖穴)、沟、排水设施、壕沟等遗迹共同组成,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单间式房址62座,双间式房址3座,灰坑208个,墓葬2座。居住基址分为5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独立布局,又与其它区域相关联,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聚落。房址外围分布有较密集的灰坑和窖藏遗迹。房屋布局具有向心式和环壕布局的特征,是迄今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聚落之一。这时期的房屋主要是半地穴式,南方地区还出现了地面建筑。发现墓葬千余座。墓地通常位于聚落址的一侧,或散布在居住址附近。其中对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遗址的墓地进行了全面揭露,发现墓葬数量分别达百余座至300余座,表明当时的聚落及其人口数量已发展到一定规模。

  这时期的农业经济,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如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已发现了大量的农作物遗存。如1978年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一批储存小米等食物的地窖式粮仓,1996年在湖南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上万粒稻谷。1993年以来,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发现了炭化稻米等遗存,表明当时淮河流域已是水稻的播种区域。2004年以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为探索稻作农业向杭州湾地区及太湖地区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2003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聚落遗址发现大量人工栽培的炭化黍粒等植物遗存,证实了早先提出的兴隆洼文化存在农业的认识,并显示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继华北地区之后粟(黍)作农业开始在辽西地区得到发展。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类型基本形成。

  这时期的家畜残骸发现有猪、狗,当时可能还饲养了牛和羊。其中猪除了作为当时肉食来源之一,还作为财富的象征。发现的重要的手工业遗存,主要有烧制陶器的横式陶窑,以及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等精心制作品。引人注意的是,贾湖墓葬中出土的利用骨管制作的骨笛和契刻有符号的龟甲,以及7件象牙雕板和1200余粒绿松石及其串饰,表明中原地区在公元前6500年以前就具有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和丰富而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兴隆洼文化精美玉玦等玉饰品显示了辽西地区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玉文化特征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而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出土的玉器则显示公元前6000年以前的玉器可能存在多中心起源。发现于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房址灶坑旁的石雕女性人像,河南郏县水泉遗址出土的两件陶祖,以及磁山遗址众多的器物组合坑等,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着祖先崇拜、男性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

  3.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文化及社会形态的研究

  公元前5000—前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及氏族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这时期原始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黄河上游、辽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长江中游、太湖地区、珠江流域等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各地区在文化面貌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征,五彩缤纷,构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对仰韶文化研究最为充分,又被分为半坡、庙底沟、西王村、下王岗、大河村、后岗、大司空等几个类型,或是作为几种考古学文化来认识。这一时期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很不平衡,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较快。

  对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的研究,以黄河流域的较为充分。主要是通过全面揭露当时的聚落址或墓地,展示当时的聚落形态和生活情景。经大规模揭露的聚落址主要有: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邓州八里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全面揭露的墓地主要有:陕西华阴横阵村、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山东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江苏邳州大墩子和刘林等。对这些遗址和墓地的研究表明,公元前5000—前3000年社会形态的发展,大致以公元前4000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公元前5000—前4000年,大体处于平等、稳定的氏族社会发展时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存。其中,1972—1979年对姜寨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公元前4000年前年代跨度在数百年范围内的聚落布局。通过对横阵村、元君庙、龙岗寺、姜寨聚落广场等保存完整的墓地的揭露和研究,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基层组织大概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若干个小型家族组成的氏族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即两级制组织,其人口约在五六十人至近百人;另一种可能是以包括数个小型家族的若干个氏族组成的胞族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即三级制组织,人口在20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原地区原先那种平等、稳定的氏族制度开始出现裂痕,逐渐走向解体,表现在聚落形态方面,像姜寨聚落址的形式已不复见到,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室内设施丰富的超大型房址和地面起建的排房建筑,或是布局不十分规范的房屋群体。其中最为典型的排房是河南淅川下王岗发现的约公元前3500年的长屋。大型房址,如: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由主室和前廊构成的大型房址,面积达165平方米;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数座大型房址中有一座面积约250平方米,为公元前3500年前体量最大的特大型房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类似宫殿式的大房址,面积约240平方米;甘肃庆阳南佐疙瘩渠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址,面积约630平方米,墙体为平地夹板夯筑,并经烧烤。这些代表当时最高建筑水平的大型房子的出现,表明氏族社会已经出现不平等和裂痕,作为当时某一地区或若干聚落址的政治中心,以大房子所在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开始形成并发挥着社会作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数座大型墓葬,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聚落址及其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体现了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社会的发展程度;陕西高陵杨官寨偏洞室墓的发现,则显示这种新型的墓葬形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就已经出现。而2010年至2012年揭露的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聚落址,发现了一批保存有屋顶木构结构的房址,以及房屋内被焚烧过的数十具甚至多达98具的人骨遗存,揭示了史前聚落废弃的另一种特殊形式。

  反映社会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得到充分发展的文化遗存还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等动物图案,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型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与墓地及其大型玉石墓,山东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型墓葬,辽西地区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朝阳半拉山等地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颇具规模的石砌祭坛、“女神庙”与大型积石冢,以及仰韶文化晚期的快轮制陶产品,河姆渡文化的木胎漆碗和原始腰机,甘肃武山傅家门马家窑文化的祭祀坑和卜骨,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各种玉器,等等。其中凌家滩的玉人、玉虎、玉鹰和用于占卜的玉龟壳、长方形刻纹玉版及玉签等,反映了当时存在着的十分复杂的精神文化活动。

  4.新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文化发展格局和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探索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最大收获,主要集中在对龙山时代的认识方面。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二三千年间,从宏观上看,以中原为中心,北起长城、南逾长江、西抵六盘山、东达于海的广袤的范围内,考古学文化面貌日渐趋同,而且还影响着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这种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趋同现象实际上表明,当时社会在这一大的历史地理范围内,在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等方面大致经历着相同的发展阶段。文化融合力度加大,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

  体现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证据有三个方面。一是发现的农作物遗存表明,在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已经种植了粟、黍、水稻、大豆、小麦等五种不同的农作物;动物考古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外,新出现了黄牛与绵羊。二是存储粮食的大型粮仓的发现,如山西侯马乔山底遗址两座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大型粮仓,容积分别为25立方米和40立方米以上,粮食的剩余为酿酒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三是手工业制品的丰富,如: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4座陶窑和水井的陶窑区,龙山文化的薄如蛋壳的陶杯,屈家岭文化的薄如蛋壳的彩陶碗和杯;河南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以及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熔铜坩埚残片、铜渣、铜矿石、青铜容器残片与小件铜器等;良渚文化玉琮与玉璧等各种雕刻精美的礼仪用玉器,石家河文化的各种浮雕与透雕玉器,山东临朐西朱封大墓的嵌绿松石透雕冠状玉笄等,河南南阳独山玉矿附近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黄山玉器制作作坊聚落址和随葬大型玉钺的大墓,甘肃敦煌旱峡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开采玉矿的遗址。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支持着社会快速发展。

  除社会经济发展外,体现这一时期时代特征的还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如大批量城垣的营建,大型宗教建筑的出现,原始文字的发明,初级礼制的逐步形成,社会等级的分化,较大范围内的政治实体形成等。

  目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成都平原至太湖地区的长江流域发现的土筑城墙的城址有60多座,在陕北、晋西北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石块垒砌城墙的城址与聚落址有近40座。与城址出现相适应,这一时期的聚落分布密度增加,出现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其中以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发现最为引人瞩目。良渚城址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城内有大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和瑶山、汇观山等祭坛墓地围绕城址分布,城址外围由11条堤坝组成大型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约100平方公里,显示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特的良渚文明的社会发展状态,是公元前3000—前2400年间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代表,并影响至黄河下游、中游、上游地区以及岭南地区。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面积约13万平方米的城址、大型窖藏区和6座大墓,陶寺文化中期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规整的较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内的手工业区、一座随葬品丰富的王墓(2002M22),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反映了陶寺文明的社会发展状态,是公元前2400—前2000年间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代表。

  这些发现与研究表明,当时人口密度在增加,财富、权力正在向聚落群中心遗址或城址集中,具有地域分割特征的社会实体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存在。

  原始文字在这一时期发明。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一种祭祀用具大口尊上发现刻划符号;良渚文化已发现有8件陶器刻有符号,有的四五个符号成组出现;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残陶扁壶上朱书“文”等字,形体与甲骨文中的同类字相同。

  初级礼制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这主要表现为一些大墓的埋葬制度和随葬品的组合发生了变化。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现了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大墓,至龙山文化时期,临朐西朱封和兖州尹家城发现的8座大墓,不仅随葬品丰富精致,而且都有棺椁,有的墓随葬彩绘木器和鼍鼓。陶寺遗址几座使用木棺的大墓,出土了成套的礼仪用具,如特磬、土鼓、鼍鼓、V形大石刀、成套彩绘漆木器、彩绘“蟠龙”陶盘等等。这些墓葬的规模及其体现的初级礼制表明它们可能是王室墓葬。伴随着社会等级的分化,玉器的制作与使用空前兴盛,玉器逐步演变为玉礼器,尤其是在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玉器成为区别墓葬等级的重要物证。

  发现的重要遗存还有:2011年以来连续调查发掘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2016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遗址发现随葬包括玉虎、玉鹰等大量玉器的瓮棺;2016年以来在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发现3座分布在较高地点的独立的客省庄文化晚期夯土小城,以及在城址内用玉钺与猪下颌骨奠基、有筒瓦与板瓦的带檐廊排房;2018年在湖北沙洋城河屈家岭文化城址内的王家塝发现面积22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出土漆器、象牙器和大量磨光黑陶,以及带漆柄玉钺。还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史前地震、洪水灾难遗迹,新疆巴里坤东黑沟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游牧文化聚落址,等等。

  龙山时代的这些重要发现,不断地修正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1983年,夏鼐系统阐述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探索中国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1986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探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社会形态与特征的内容,依据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掀起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探索浪潮,并将探索中国传统古史中的“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结合起来进行,1994年出版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指出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距今约5000年到4000年的古国、夏商周时期的方国、秦汉及其以后的帝国等三个发展阶段,存在着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等三种国家发展模式,这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至1999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前3500年间,伴随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中原地区特色的文化因素向四方的辐射增强,其四至,东达泰山脚下,向南越过长江中游,西抵青海东部,北至河套之北及辽西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形成了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太湖地区等四个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区域,构成了这一时期四个内部具有金字塔结构的主要社会集团。其中,中原地区以初级礼制体现的王权意识发展较快,文化上对四周辐射影响较大,并且逐步形成为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历史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格局,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端倪,而形成于龙山时代。龙山时代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并在它的末期诞生了夏王朝。2000年以来,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大致在公元前3800年开始,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地区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公元前3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而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先有各个区域的小区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目前能够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中,最早的小区域文明主要是红山文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主要是陶寺文明。红山文明是还未形成“王权”的“古国文明”,而文化面貌显示其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密切的联系,说明在公元前3500年以来辽西地区的文化发展汇入了中原地区的进程,在大中原地区文化交融的激荡下辽西地区产生了文明。良渚文明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其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促进了中原地区王国文明的产生。陶寺文明是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其所代表的可能是尧舜时期,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初的“中国文明”。

  三、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

  1949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对安阳殷墟进行持续10年的大规模发掘,以及在河南浚县辛村、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发掘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墓葬。1950年以来,尤其是1979年以来,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成就巨大。1979年出版的邹衡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和1984年出版的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这两部综合性著作,对商周考古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1.夏文化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研究

  夏文化的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的研究,是1952年以来开始开展的重要学术课题,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夏文化探索,自1959年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古史传说中夏部落活动区域资料的梳理确立实地考古考察的重点地区,并对豫西进行调查,迈出了实质性的探索步伐以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全面深入的探索阶段。包括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长期勘探、发掘及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对豫西与晋南“夏墟”地区的重点调查,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对豫西登封王城岗、晋南襄汾陶寺等遗址的重点发掘与论证等。1996年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使夏文化研究又进入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构建的新阶段,对河南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对测年标本进行了取样与测定。经测定并校对拟合研究,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大致分别为公元前1750—1680—1610—1560—1530年。1999年开始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进行的发掘,成为21世纪夏文化探索的新的增长点。而2012年以来对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石城址及皇城台大台基的发掘,为夏文化及夏文化时期北方地区文化遗存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课题。

  1999年以前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揭露出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包括一座宫殿址和一座宫殿式宗庙址及年代早至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建筑址线索,延续约200年之久、面积近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包括随葬品丰富并含朱砂墓葬在内的近百座墓葬,大量的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及祭祀遗迹等,在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容器、大件玉器、陶质礼器等精美器物。并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经测定分析研究,其年代约公元前1750—前1530年。这些发现与研究成果,确立了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址为王都的性质,出版了《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等重要资料。1999年开始再度对二里头遗址开展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明确二里头遗址现在的实际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现围绕宫殿的宫城及宫城四周的道路。宫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内至少有9座宫殿基址,揭露了宫城正门的门塾遗迹。在宫城以南还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和绿松石作坊址,对二里头遗址的平面布局产生了新的认识。在被二里头三期2号宫殿基址叠压的3号宫殿基址的庭院内发现3座东西并列的墓葬,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3号夯土基址以西的5号夯土基址之间有宽约3米的通道,通道下发现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道。5号夯土基址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至少四进院落组成,每进院落包括主殿和院内路土,主殿均为以窄墙间隔成多室的连间排房。在5号基址院内还发现多座贵族墓葬。位于2号宫殿基址以南的二里头三期4号夯土基址,东西长近40米,南北宽逾12米,面积大于1号、2号宫殿基址的主殿面积。在2号宫殿基址以北发现二里头四期的6号宫殿基址。从二里头3号、5号宫殿建筑基址至2号、4号宫殿建筑基址再至6号宫殿建筑基址,展示了宫城内东北部区域从二里头二期经三期至四期的大型宫殿群的发展状况。2010年的再次大规模发掘,在宫城以北区域发现了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等遗迹。至2020年,基本明确了二里头遗址一期至四期各个发展期段主要遗迹的平面布局状况。二里头遗址1999年至2006年的发掘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主持)编写成五册本考古报告专刊《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

  1977—1981年发掘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两座面积分别约1万平方米、东西相连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以及13座人牲奠基坑等。2002—2004年再次发掘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首次发现的两座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角,大城年代略晚于小城。对大城的文化内涵与性质,有研究者提出了“禹都阳城”的看法。近年来在王城岗大城内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为“禹都阳城”的探索再次提供了重要线索。

  1999年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确认了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新砦期”的存在,新发现新砦期的龙纹陶器盖。2002年以来再次发掘,确认新砦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包括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的城址,以及新砦期晚段至二里头文化的浅穴式大型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还发现、发掘了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发掘了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了年代最早、形制最为原始、可确定为夏时期的牙璋;发掘了郑州高新区东赵遗址,发现了面积约2.2万平方米的新砦期城址,面积约7.2万平方米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城址及有20块卜骨的祭祀坑。2010—2012年发掘的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期始建的城址和二里岗文化城址。2019年在山西绛县西吴壁发现夏商时期冶铸遗存和铜矿资源的重要线索。

  商代前期文化的发现和都城的发掘研究,是夏商考古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早在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化遗存,而后的一系列发掘探索,发现了郑州商城城垣及城内的三座宫殿址、外围的手工业作坊址和墓地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发现了外郭城墙及内城外的两批重要青铜器窖藏等。在郑州附近的小双桥则发现了颇具“王气”的大型建筑址和青铜器,至2018年的发掘,确认小双桥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的最大夯土台基现存面积2000余平方米,还发现用于奠基和祭祀的人骨架160余具,牛、狗等丛葬坑3座,与铸铜有关的遗存,以及铜容器残件、玉璜形器、大型卜骨、原始瓷尊、朱书陶文与刻画的文字等,其中“天”字族徽再次印证商代大族天族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白家庄期。对郑州商城建于哪一代商王曾展开热烈的讨论,主要提出有成汤“亳都”和“仲丁隞都”的看法;对小双桥遗址性质的讨论,也存在着“隞都”和作为郑州商城“隞都”的“宗庙址”的不同认识。

  1983年,河南偃师商城的发现使商代前期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1984年提出了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的看法。经过持续10多年的发掘研究,尤其是1996年以来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规模发掘,进一步确立了偃师商城作为早商一代王都——汤都“西亳”的性质。偃师商城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城址至少建筑于两个时期:最初(不晚于第一期晚段)兴建的有内城和位于内城中部偏南的宫城,后来(第二期早段)扩大城池北部范围,依地势增筑了外城墙,才形成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的城址。府库位于城西南隅。城门、大型水道及主体宫殿建筑的布局大都左右对称。小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81万多平方米。宫城位于小城中部,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10座宫殿建筑基址,集中于宫殿区的南半部,朝向皆南偏西,大体分属于偃师商城发展之三个不同时期。宫城内宫殿区北部依次为祭祀区和池苑:祭祀区内发现的牺牲有人、牛、羊、猪、狗、鱼类,粮食祭品有水稻、小麦等,其中猪的数量最多,有300多头;池苑与城内外的供水、排水道沟通,形成设计比较考究的城址供、排水系统。

  1985—2003年发掘山西垣曲商城。城址面积13万平方米,位于城址内中部偏东的宫城由角楼和围墙合围,面积约4400平方米,内有南北两座大型建筑基址。1998年发现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城内已发现4处夯土基址。

  对夏文化的辨认和夏商文化分界,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展开了重点探讨,形成了多种看法。而偃师商代早期城址的发现和宫城的发掘收获,为夏商文化的分界找到了界标。多数研究者认为,偃师商城的兴建标志着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的终结。

  对先商文化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着重调查发掘了豫北、冀南一带与豫西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或稍早的文化遗存,发掘了鹤壁刘庄大型先商时期公共墓地。

  夏与商代前期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收获,是海岱地区岳石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以及陕北神木石峁石城址与皇城台遗址的发现。

  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与中原不同的演化序列。1979年对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的发掘,确立了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的命名。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约有300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前1300年。20世纪90年代对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确认龙山文化城址上叠压有建筑技术较为进步、规模宏大的岳石文化城墙;2016年在城内南部发现岳石文化大型建筑基址;2018年发掘城址北门,确认其有北偏门、中门、南偏门三部分,其中中门宽约25米,分为三个门道,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门三道”城门遗迹。1996年发掘桓台史家遗址,发现深3.7米的大型岳石文化木结构器物坑,出土器物356件,其中有刻字卜甲与卜骨,有的陶罐内盛有粟类粮食。2014年以来在定陶十里铺北发现岳石文化城址和晚商文化城址。在豫东地区的发现则表明,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地带呈犬牙交错分布,应是夏代及商代前期与夏商文化关系密切的“东夷文化”。

  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后期以来在这一带发现了上千处石块墙圈围的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前1400年。并对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进行了全部揭露,清理出800余座墓葬,一些大墓中出土一批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面貌一致的陶质礼器,某些彩绘纹饰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大规模发掘了辽宁北票康家屯、内蒙古赤峰三座店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全面揭露了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环壕聚落址。

  2011年以来调查发掘的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的城址,清理出类似瓮城形式的外城东城门、“马面”、人头奠基坑等重要遗迹。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西,三面临沟,仅北侧偏东有一门址。门址自东(外)向西(内)依次由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组成,在主门道内发现壁画残片。台顶分布有大型建筑基址,北侧有池苑遗址,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石墙上有“纴木”孔洞。台顶的大台基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南护墙长约80米,最高处高约4米。在大台基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石雕,部分垒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有人面、动物等形象与符号。在皇城台北侧墙体、外城东门址南侧等也发现了人面石雕等浅浮雕作品。皇城台系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可能是当时的“宫城”。石峁石砌城墙规模宏大,结合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河套地区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而发现的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的龙纹石雕,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石雕的龙图案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这种龙形态的前身形态,显示出陕北的石峁石城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早期的夏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甘青地区发现的一批与二里头文化有联系的高档次文化遗存,如陶盉、绿松石铜牌饰等,表明齐家文化中晚期与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新疆温泉阿敦乔鲁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遗址与墓地的发掘,揭示了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发现了早期铜镜等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

  2.商代后期文化研究

  安阳小屯一带,自1910年罗振玉通过甲骨文研究将其考证为殷墟,1928年起连续进行了10年15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50多座商代晚期宫殿宗庙基址,分为甲、乙、丙三组,出土24900多片刻辞甲骨,在侯家庄西北岗发掘了11座王室大墓和1221座祭祀坑(小墓),确定其为商代晚期都城。20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侯家庄、小屯的系列发掘报告,还创办了《古器物研究专刊》,以公布对20世纪30年代发掘所获青铜器、陶器等出土物的研究成果。1950年以来,对殷墟进行的有计划的长期发掘,探明殷墟的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累计发掘墓葬3000多座,其中有1950年发掘的武官村大墓,1976年发掘的武丁配偶妇好墓,1990年发掘的郭家庄160号墓等,2000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54号墓。妇好墓是殷墟发掘70多年来唯一一座未经盗掘、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7000多片卜骨和卜甲,其中有刻辞甲骨5041片。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发掘一个殷墟第一期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79片,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片。1986年在小屯东地发现一座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是历年来殷墟发现的规模最大、可明确年代不晚于武丁早期的宫殿址。还对孝民屯铸铜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并发现了将宫殿区、族邑(居民点)以及众多的手工业作坊相互关联起来的复杂的道路系统。2006年,殷墟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9年以来在洹河以北发现洹北商城,年代早于大司空一期,晚于郑州商城,是继1983年发现偃师商城以来商代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洹北商城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城位于大城南北中轴线南部,总面积40万平方米,在大城西南隅还有一座近方形的小城。宫城内已发现30余处东西向的建筑基址,呈南北排列。其中,1号宫殿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周为建筑主体,中间为庭院,面积近1.6万平方米,由主殿、东西配殿、门塾以及连接主殿、配殿与门塾的廊庑组成。主殿长约90米以上,南北宽14.4米,已发现9间正室和外围的“回廊”。门塾在南庑的中段偏东部,长38.5米,宽11米,有两条门道。在庭院共发现40余座祭祀坑。有研究者认为洹北商城可能是商代第13代王河亶甲所迁的“相”,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商代第29代王盘庚所迁的“殷”。

  还开展了殷墟商文化的综合研究。如:对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研究,论证殷墟究竟是盘庚所迁还是武丁及其以后的都城;依据墓葬资料探讨当时的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与血缘亲属关系;开展殷墟青铜器和玉器的专题研究,探索殷墟的平面布局;等等。还初步揭示了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小型聚落址的状况。

  开展商代方国的考古研究,扩大对商文化分布和影响范围的认识,是商时期考古的又一重要进展。发现的商朝王畿周围的重要遗址有:河北藁城台西、定州商代又族封地,山西柳林高红与闻喜酒务头,湖北黄陂盘龙城,陕西西安老牛坡、清涧辛庄,河南罗山蟒张,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等,皆为商朝在各地的重要据点或方国的重要建筑址和贵族墓地,大辛庄还发现了可能是武丁时期的“非王卜辞”。山东桓台史家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晚期遗址和商代墓葬,商末周初的河南鹿邑太清宫长氏墓葬,以及陕西城固出土的一批重要青铜器等,与商文化有较多的共同特点。边远地区的重要发现,主要有山西灵石旌介墓葬,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和两座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甲”字形大墓,浙江东苕溪中游原始瓷窑址群,福建浦城猫耳弄山窑群与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广东深圳屋背岭遗址,公元前2000—前500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及其铸铜遗存等。三星堆和大洋洲两地出土了十分丰富、精致夺目的青铜器、金器及玉器、象牙器等,一些青铜器器型硕大,前所未见,地方特征鲜明,也有受商文化影响的因素。它们的发现,改变了以往对商代方国文明估计偏低的看法。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则发现了公元前16—前15世纪已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的证据。

  3.西周时期考古研究

  西周时期考古,自1934年开展陕西宝鸡斗鸡台地区的工作和1952年开展丰镐地区考古发掘以来,由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展的对陕西扶风、岐山两县间周原遗址的发掘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以丰镐遗址的持续发掘、对先周文化的探索、对西周王朝主要封国等考古工作有计划地展开为其主要内容。1996年以来,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丰镐等遗址的重点发掘,以及2004年以来对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又使西周考古展现出勃勃生机。

  丰镐地区发现的西周不同时期的墓葬有千余座,在沣河东西两岸分别揭露了10多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以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贵族的族葬墓地,沣西面积约1800余平方米的4号T形建筑址,早至文王作邑于丰时期的遗存,以及斗门镇10余座西周宫室建筑基址最为重要。其中斗门镇五号建筑基址的夯土台基总面积为3393平方米,宫室平面呈“工”字形,建筑总面积为2891平方米。另有新旺村青铜器窖藏和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花园村铸铜作坊遗址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丰镐地区在西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97年对沣西的发掘,又获得了先周与西周早期断界的考古学证据和系列测年标本,结合天文学等研究成果,可将武王伐纣的年代缩小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30年范围内,完善了西周考古资料的年代序列。2012年对镐京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明确了镐京遗址现存面积约9平方公里,大致可分为周王宫室与礼制建筑及贵族居所区、平民生活居住区、贵族和平民墓葬区。

  对周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先后揭露出岐山凤雏村的一处西周早期两进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基址,扶风召陈村的一组西周中期体量较大的建筑基址,以及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与居住址,铜器窖藏和铜器墓、车马坑等,出土了17500余片占卜甲骨(近300片有字)和100多件铸铭铜器,包括史墙盘和微氏四代所作的55件铸铭铜器等。1999—2000年在扶风云塘齐镇揭露出由三组8座建筑基址组成的大型宫室宗庙建筑基址群。2003年在眉县杨家村发现包含27件西周青铜器的窖藏,其中图片盘记述的文王至宣王12位周王,是铜器铭文所见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周诸王世系,也是第一次从出土文物的角度证明了《史记》所载西周诸王世系的正确性。在扶风李家则发现了西周铸铜作坊遗址。2014—2017年对周原遗址再次开展大规模勘探与发掘,在凤雏基址附近发现西周社祭建筑遗存与豪华的青铜轮牙马车,以及墓主人名为“昔鸡”的西周中型铜器墓和姬姓女子墓,揭露面积约1400平方米、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凤雏六号夯土建筑基址,明确了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并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

  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商周时期墓葬900余座,卜甲9000多片,以及大型夯土建筑群及铸铜作坊、制陶作坊等遗址。大型墓葬主要发现于陵坡,在已探明的37座墓葬中,带四条墓道者10座,带三条、两条、一条墓道者各4座,还发现了环绕墓地、长达1500米的夯土墙,墙宽5米,个别地段残高2.5米,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格最高的墓地。发现1000多片有字卜甲,卜辞内容多与军事、纪事有关,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王季、文王、王、周公、毕公、召公和叔郑等,重要的地名有“周”“新邑”“商”,以及“唐”“薄姑”等,还有月相刻辞“哉死霸”等。

  出土的史料价值极高的铜器,还有陕西临潼的利簋、宝鸡的何尊和江苏丹徒的宜侯夨簋等。发掘了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为探索西周东都洛邑,在洛阳东郊北窑一带开展了工作,发现西周铸铜遗址,发掘了墓葬348座、马坑7座,其中2座为“中”字形大墓,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中有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王妊簋、丰伯剑、师蒦卣盖、叔造尊、虢公戈、毛伯戈等,作器者为西周王朝周东都的贵族大臣。还发现河南荥阳娘娘寨两周时期的城址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荥阳市官庄两周城址。

  先周文化遗存,在1934—1935年发掘了宝鸡斗鸡台戴家沟东区墓地后开始引起注意,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重点探索,至1999年已取得许多进展。在传说中周人早期活动区域内探寻出几种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如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村、武功郑家坡等遗址。另在武功岸底、扶风壹家堡、周至豆村、彬县断泾村、岐山王家嘴、铜川瓦窑沟等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在碾子坡下层发现的有少量铜器随葬的墓葬,是至今所推论的诸先周文化遗存中唯一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遗存。2000年以来又在周公庙遗址及宁夏彭阳姚河塬等重要遗址发现先周文化遗存。

  发掘的西周主要封国遗址,重要的有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城址及燕侯墓地,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及晋侯墓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等。晋侯墓地揭露了20座大墓,其中10多座大墓保存完好,可能分属10组10代晋侯,是目前发现西周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处,为西周诸侯墓葬制度及其演变规律以及青铜器、玉石器的研究和早期晋国都邑的探索,提供了珍贵资料。1990年发掘的虢国墓地9座大墓中,有两座为国君大墓,分别为虢仲与虢季,进一步确认了争论已久的两周之际虢国的地望;虢国国君兆域的发现,还充实了两周时期“公墓”制度的资料,成为研究姬姓贵族葬制等级最为典型的素材。琉璃河燕侯大墓祔葬大型车马坑,城址内出土了刻有“成周”的卜骨,更加证实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年所封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墓地都出土了记载该国国君爵称、人名和重要史实的有铭铜器。其中燕侯大墓出土的两件周初铜器的铭文记述了周王褒扬太保(召奭)册封燕侯的史实,晋侯墓葬出土的16件一套的晋侯苏编钟(其中14件系盗掘出土后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有300多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三十三年(有人认为是周厉王三十三年)征伐东夷的史实。这些发现,对于西周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和纸坊头发掘的一批文献失载的图片国墓葬,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山东滕州两周滕侯墓、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高青陈庄西周城址,河南南阳申国铜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遗址与墓地,江苏丹徒西周早期土墩墓,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和指挥街遗址的西周时期蜀文化遗存,以及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山东寿光双王城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等。同时还展开了殷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金沙遗址发现的金器、铜器与玉器等大批重要遗存突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化的成就与特色。2017年发掘的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发现一座西周文化早期城址与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了包括诸侯级带墓道大墓的一批墓葬,以及墓葬区南侧的铸铜作坊区、制陶作坊区及道路、蓄水池和多条水渠的水网系统,出土了可辨字形有“王”“至”“月”等微雕甲骨文56字的1片卜骨和1片卜甲,可能是一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弥补了文献的缺漏。

  4.东周时期考古研究

  对东周时期的考古研究,重点是探查列国都城,发掘列国都城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墓葬,累计发掘墓葬10000多座。其中对三晋、楚、秦的考古研究最为活跃,20世纪50年代对洛阳东周王城及洛阳中州路墓葬的发掘,则为中原地区东周考古编年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三晋文化是周文化的后续。勘察或发掘了山西侯马晋国新田故城、夏县魏安邑城址,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其中对侯马的晋国盟誓遗址、铸铜遗址、虒祁墓地与祭祀区、呈王城附近的宗庙建筑址和祭祀坑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晋都新田考古内容。1980—1982年对河南温县武德镇附近可能为韩氏主盟的春秋晚期盟誓遗址的发掘,出土石圭石简万余件,证实这里即是“沁阳石简”的发现地。郑韩故城内发掘了地下冷藏室和礼乐器窖藏坑、胡庄郑国家族墓地和韩国王室大墓、郑公大墓及其车马坑,以及一陆门一水门结构的郑国“渠门”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墓;山西临猗程村50座墓葬及6座车马坑,其中8座为晋国贵族墓葬;山西太原晋阳故城附近的赵卿大墓;山西潞城晋国贵族墓;等等。其中赵卿大墓是20世纪发现的七鼎墓葬中资料最完整的一座。

  对楚文化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热潮持续高涨。重点勘察发掘了湖北江陵纪南城及其宫殿与水门遗址、潜江龙湾楚章华台宫殿遗址和安徽寿县楚寿春故城。章华台遗址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楚国王宫遗址。发掘的墓葬有数千座,以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及丹江口水库区的分布最为密集,另在湖北当阳、河南淮阳、湖南临澧九里乡等地亦发掘了大量楚墓,对湖北荆门纪山寺楚国陵园进行了重点勘察,基本解决了楚墓的分期断代和等级问题。其中: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丰富的丝织品,且保存完整、色泽鲜艳;江陵雨台山21号墓出土4支音律名的竹律管;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了440多支竹简,其中有东周时期最完整的卜筮祭祷简;淅川下寺楚墓群是至今所知最完整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出有年代最早的使用失蜡法制作的青铜器精品。重要的墓葬还有湖北当阳“甲”字形大墓、荆州熊家冢楚墓大型车马坑和陪葬墓、荆州冯家冢战国时期大型楚国高等级贵族陵园、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淮阳楚都陈时的大墓及车马坑、新蔡葛陵村大型楚墓等。此外,发掘了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的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随州文峰塔与枣树林曾国墓地以及随州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成套编钟及其钟架等系列乐器,对曾侯乙编钟制作工艺的考察及根据测音资料和乐律铭文所做的研究,以及对西周钟双音现象的发现和编钟音阶结构的判明,丰富了对两周时期乐器制造和乐律发展水平的认识。

  秦国考古以秦都雍城和秦国三处君王陵园的勘察发掘最为重要。雍城考古进一步探明了城址的范围,发掘了位于马家庄的宫殿与宗庙遗址,调查发现了雍城南郊的蕲年宫等建筑址。三处陵园分别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时的秦陵,陕西凤翔秦都雍城时的秦陵,陕西临潼芷阳秦都咸阳时的东陵。其中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了城址与大型建筑基址、秦公大墓、乐器坑、祭祀坑等。雍城秦陵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探明了10座陵园44座大墓(包括圆形陪葬坑),并历10年发掘了秦景公大墓,是至今探明和发掘的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陵区和墓葬。秦东陵已发现4座陵园。较重要的发现还有陕西丹凤县商鞅封地商邑遗址,出土大量铁器的宝鸡益门村2号墓,以及澄城刘家洼周系封国墓地、富县秦直道遗址等。

  东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还有河北易县燕下都、灵寿中山城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邹县邾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等城址,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苏州木渎古城遗址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山东临淄后李车马坑与二号墓及相家齐国贵族家族墓地、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沂水莒君夫妇墓、海阳嘴子村田氏贵族墓、章丘女郎山战国墓,河南光山黄君孟墓、固始句吴夫人墓,安徽寿县蔡侯墓、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江苏句容天王寺与金坛薛埠两周土墩墓群、镇江谏壁山铜器墓、丹徒北山顶大墓、苏州真山大墓、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和坡塘306号越国贵族墓,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湖北江陵九店楚墓,湖南沅陵木马岭106号墓,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380余座西周至春秋墓,四川成都商业街大型蜀国船棺独木棺墓、绵竹150座巴蜀船棺葬墓,重庆云阳李家坝巴人大墓,甘肃庆阳可能为匈奴族的墓葬和车马坑、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宁夏固原于家庄诸戎墓群,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群,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以及福建浦城管九村商周时期土墩墓,新疆于田流水青铜时代墓地,等等。

  对商周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因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认识。如三门峡虢公墓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表明我国中原地区在西周晚期已开始使用人工铁器。此外,一些矿冶遗址的发掘,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和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县与铜陵市大工山—凤凰山、山西中条山等地的铜矿开采冶铸遗址,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河南西平酒店战国铁矿开采冶铸遗址等,填补了商周时期金属矿藏开采、冶铸技术研究的空白。出版了《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一书(李京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因出土物的丰富而空前活跃。这方面的著作,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1983—1998)及《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以及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等。

  对出土先秦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两个研究所积三四十年之功编纂的两部巨帙: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1979—1982),陈梦家生前筹划、王世民和陈公柔等具体承担的《殷周金文集成》(18册,1984—1994)。还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1983)、《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文物出版社,1986—1990)等。

  四、秦汉至元明清时期考古研究

  秦汉至元明清时期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有计划的各项专题研究,主要是在1950年之后才蓬勃开展起来的。其中以历代都城及重要城址的发掘研究、陵墓制度的研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边远地方文化的研究、宗教遗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等最为重要。许多重大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弥补了文献的阙如,填补了研究空白,甚至是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1.秦代考古研究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但又十分短暂。秦代考古重点勘察发掘了秦咸阳宫宫殿址、秦始皇陵园内兵马俑坑、秦阿房宫、秦汉离宫、秦直道、秦汉骊山汤遗址,及咸阳任家嘴秦墓、临潼秦砖室墓等。在京畿之外地区,主要是发掘了位于渤海湾的大型秦汉行宫,湖南沅陵秦黔中郡故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湖北宜黄公路杨家山秦墓、云梦睡虎地秦墓与云梦龙岗秦墓,以及对秦长城的考察等。

  秦咸阳城遗址,已勘明范围为东西长约7200米,南北宽约6700米,发掘了宫殿区的三座宫殿基址。1号宫殿址是战国秦时期级别最高的一处宫观遗址,3号宫殿址发现有30米长的画廊,是我国早期宫殿壁画的珍贵资料。阿房宫前殿、“上天台”等基址的范围与轮廓也初步究明。秦始皇陵园的研究以兵马俑陪葬坑发掘为契机有系统地展开,发掘了1、2、3号兵马俑坑,陵墓封土西侧大陪葬坑及其两辆彩绘铜车马,北侧的寝殿基址,以及陵园内外的建筑址、府藏坑、劳役者墓地、马厩坑及可能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墓等,明确了绕陵墓一周的地下大型阻排水系统。放马滩、杨家山、云梦睡虎地与龙岗秦墓,以及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湘西里耶古城,出土了一批涉及秦代法律、田律等内容的秦简,放马滩秦墓还出土了木板地图等珍贵文物。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

  2.汉代考古研究

  汉长安城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学上进行的有目的、有系统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典范,收获最为丰富。1956年以来,先勘察了城址范围和城门位置,发掘了4座城门和南郊宗庙、社稷、辟雍等礼制建筑遗址,后勘察了城内主要道路遗迹和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及城西建章宫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发掘了武库,80年代开始对未央宫、长乐宫、桂宫进行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究明了东市、西市及北宫的位置,勘察发掘了城内制陶、冶铸、造币等手工业作坊址,2004年以来勘探、发掘了上林苑、渭桥遗址,2014年发掘了建章宫太液池遗址。其中在未央宫内,发掘了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3号殿址)、宫城西南隅角楼、南宫门等基址,明确了未央宫的布局。对于东汉洛阳城,探明其城址平面布局接近竖长方形,四面共有12座城门,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太仓与武库位于城内东北角,礼制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在城南;重点发掘了东汉明堂、辟雍、灵台、太学遗址。

  对汉代其他地区城址的勘察发掘有: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陕西华阴汉京师仓与河南新安的汉函谷关所属大型仓储建筑址,小浪底水库东汉漕运建筑基址,陕西凤翔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山东高密城阴城,辽宁建平汉右北平郡治,四川广汉东汉城,福建崇安汉城、闽越王城的福州新店古城,广东广州番禺城南越国宫署遗址与五华狮雄山南越国长乐台遗址,以及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甘肃礼县鸾亭山大型汉代祭祀遗址、敦煌汉悬泉置、汉武威郡“塞外列亭”,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宝鸡陈仓区吴山祭祀遗址,新疆奇台石城子疏勒城等。还发掘了浙江绍兴禁山东汉至西晋窑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其中京师仓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粮仓城址,血池遗址系与文献记载完全对应的秦汉时期“祭天”遗址,悬泉置出土了5000余枚简牍,疏勒城的发现与确认对研究新疆地区汉代交通有重要意义。

  对汉代陵墓的发掘,数量相当可观,达30000余座,一些重要的墓地或墓群进行了全面揭露。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群、新乡110座汉墓,广东广州汉墓群,陕西西安地区的3000多座汉墓,山东临淄2000多座汉墓、费县西毕城1000余座汉墓,广西合浦与贵县汉墓,山西平朔2000余座秦汉墓,辽宁袁台子近50座汉墓等,这些墓群的发掘,建立了这些地区墓葬分期的标尺。

  对帝陵的勘察发掘,在全面调查、勘探11座西汉帝陵的分布,陵寝建筑、陵园与陵邑及陪葬墓的形制特点基础上,重点发掘了汉高祖长陵两座陪冢及其近旁的11座兵马俑坑,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和陪葬墓区,汉武帝茂陵陵园内两座外藏坑,汉宣帝杜陵陵寝和陵园司马门,薄太后南陵外藏坑等,调查、勘探了河南洛阳偃师东汉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M722、朱仓M707、庞村镇白草坡村等7座帝陵陵园遗址,发掘了东汉顺帝宪陵陵园遗址。

  发掘的诸侯王墓数量较多,有40多座。重要的有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定州中山王墓与陵园,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群与梁孝王寝园,山东长清西汉济北王墓、章丘洛庄西汉初期诸侯王陵及陪葬坑和祭祀坑、章丘危山汉代济南国王陵陪葬坑、定陶灵圣湖可能是西汉定陶王刘康王后丁姬的墓,江苏徐州楚王墓群、高邮广陵王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安徽六安双墩西汉六安国王陵区及六安国始封的共王刘庆墓,湖南长沙近郊的长沙王王室墓,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等等。其中,满城中山王墓、南越王墓、济北王墓、海昏侯墓是四座未被盗掘的大型王墓,出土许多珍贵文物。由20余座诸侯王墓构成的楚王墓群发现于8处山头,以葬第三代楚王刘戊的狮子山墓葬规模最大,面积约850平方米,另有3座兵马俑坑陪葬。梁王墓群自梁孝王刘武始葬,已于8处山头发现14座西汉大型陵墓,分属三个陵区,发掘了规模宏大的梁孝王寝园和梁孝王王后墓,以及由34个墓室(侧室)组成、面积达1600余平方米、至今发掘规模最大的保安山二号崖洞墓。定陶灵圣湖丁姬墓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海昏侯刘贺墓园占地4.6万平方米,由园墙、门、门阙、2座主墓和7座祔葬墓、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海昏侯刘贺墓木结构椁室面积达400平方米,藏椁分为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厨具库(“食官”库)、乐车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纺织品、陶瓷器、竹简、木牍等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包括载有《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内容的5000余枚竹简,由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及琴、瑟、排箫、笙和众多伎乐俑组成的整套乐器,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478枚马蹄金和麟趾金、金板等。确认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汉代海昏侯都城。汉代诸侯王“同制京师”,这些诸侯王墓的发掘,对尚未发掘的汉代帝陵研究有重要意义。

  重要的汉代普通官吏及平民的墓葬的发现更为丰富。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墓及尸体保存完好的轪侯利仓夫人墓,出土1000余枚竹简的湖北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28件一套的木工工具及一批保存完好、工艺极精的漆器的安徽天长三角圩桓氏家族墓群,出土4架完整西汉织机模型及包括制药、医方、病理等医书的900余枚竹简和人体经穴漆俑的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出土一大批漆马及经络俑的四川绵阳西汉中期列侯一级的墓葬,湖南虎溪山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墓,出土500件漆木器和大量丝织品的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陕西西安凤栖原汉代“列侯”级别的家族墓,云南祥云大波那战国至西汉墓地,江苏徐州缪宇画像石墓,以及河南新密后士郭大型画像石墓、新野樊集画像砖墓、荥阳苌村大型东汉壁画墓、偃师杏园东汉壁画墓等。各地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画、丝织品、四合院模型、陶船模型、乘法口诀、遗嘱实物“先令券书”、量器及算筹、记载汉初算赋人口迁移的木牍、中国早期玻璃制品、反映井盐生产场面的画像砖、汉初纸质地图、与早期造纸有关的工具模型画像以及记述道教内容的石刻等,为研究汉代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发掘的边区少数民族的重要墓地有: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贵州赫章可乐300多座战国汉代墓葬,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吉林榆树鲜卑墓地,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和故如甲木墓地,以及出土了一批丝织品和佉卢文木简的新疆民丰尼雅遗址附近的墓群、尉犁营盘汉晋墓地等。

  出版的概论性著作,有王仲殊的《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汉简》(1964)、《武威汉代医简》(1975)、《银雀山汉墓竹简》(1975)、《居延新简》(1990)、《马王堆汉墓帛书》(1975)等,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敦煌汉简》(1991)、《尹湾汉墓简牍》(1997)等。

  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研究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对汉魏洛阳城的工作,基本究明了东汉和北魏时期洛阳城址的不同平面形状,以及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况,明确了北魏王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开创的中国古代都城为外郭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圈的形制,即利用东汉以来洛阳城为其内城,在外围建筑外郭城;发掘了北魏国寺永宁寺及其塔基和魏明帝所建的金墉城、铜驼街遗址,全面揭露了规模恢弘、结构复杂的太极殿遗址。探明并发掘了在历代都城规划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该城平面为长方形,以东西横街将都城分为北部的宫苑衙署区和南部的里坊居民区,出现了南北向的城市中轴大路,并重新确定了城西北隅著名的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等三台的位置;发掘了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其中赵彭城北朝佛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还考察、发掘了孙吴武昌城、六朝建康城与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址、晋陵罗城、北魏平城等城址,以及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桓仁五女山山城等遗址。

  发掘的重要陵墓,有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洛阳西朱村曹魏墓、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河北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等。还发掘了安徽亳县曹腾宗族墓、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南京六朝家族墓地,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与沙岭北魏鲜卑人壁画纪年墓、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太原北齐娄睿墓与徐显秀墓,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北魏墓群,河北磁县东魏皇族元祜墓,陕西西安北周史君石椁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平民墓地,甘肃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群,新疆民丰尼雅精绝国贵族墓群与库车友谊路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等等。勘察了河南洛阳西晋崇阳陵、偃师峻阳陵和陕西咸阳北周陵等陵墓。在湖南长沙市出土了十多万枚孙吴纪年简牍,是20世纪出土文献资料数量最多的一批,极大地推进了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

  4.隋唐至元明清时期考古研究

  都城考古方面,对规模巨大、布局严谨的隋大兴唐长安城,全面勘探了郭城、皇城、宫城及城门、坊市、街道等遗迹,重点发掘了明德门、含光门、圜丘、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青龙寺、西明寺及大明宫的含耀门、丹凤门、三清殿、麟德殿、翰林院、朝堂等建筑址,并整体揭露了含元殿基址,勘探发掘了大明宫北部“蓬莱池”;还发掘了醴泉坊三彩窑址、东市遗址、安仁坊遗址、唐长安城西北禁苑内的粮仓、长安城外隋灞桥遗址,以及麟游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和临潼唐华清宫。对隋唐洛阳城,重点发掘了郭城永通门和定鼎门、宫城应天门及乾元门、武则天明堂、九洲池与瑶光殿、东隔城重光北门、上阳宫园林及白居易故居、含嘉仓城等遗址,勘探发掘了隋唐洛阳城温柔坊、恭安坊及宁人坊遗址。发掘了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遗址。对被明清及现今城址叠压于地下的北宋东京城,已查明由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构成,城内主干道路共4条,其中御街为全城的南北轴线。又发掘了洛阳北宋衙署庭园遗址,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南宋临安城及御街遗址、临安府治遗址、太庙遗址与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金中都水关遗址等。对元大都进行了普遍勘察和重点发掘,发现元大都和义门瓮城的城门和若干民居,搞清楚了城内的街坊布局与河湖水系。元中都发现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环套的城垣和宫城中心宫殿台基、宫城门道、夯筑角台等。发掘了沈阳清代“汗王宫”遗址。开展了北京皇家建筑遗址调查与发掘,调查、发掘了故宫西河沿,香山静宜园来青轩、普渡寺,圆明园南门外御道、北夹墙,圆明园正觉寺天王殿,畅春园大宫门建筑,圆明园紫碧山房,西花园石桥国子监,明十三陵文物库房宫城,清净化城塔院大殿,清代恭王府银安殿、恭王府,外交学会院内高台建筑等建筑遗址,以及先农坛清代耤田(一亩三分地)遗址,全面揭露了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长春园宫门区与含经堂遗址,发掘了清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还发掘了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码头等遗迹,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等遗址。

  对地方城市,发掘了隋唐扬州城、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与吉林和龙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江苏张家港黄泗浦唐宋港口遗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吉林乾安县辽代春捺钵遗址群、黑龙江克东金蒲峪路城与阿城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囤“土司”城堡遗址、重庆合川钓鱼城南宋衙署遗址、内蒙古元集宁路古城遗址与亦集乃路城遗址、浙江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出土100余吨瓷器瓷片的江苏苏州太仓樊泾村元代仓储遗址、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及江苏镇江清代救生会、义渡局专设的津渡文化遗址群。其中,唐扬州城是唐代仅次于东西两京的繁华商业城市,已究明了隋江都宫城位置、唐扬州的小城与罗城的结构,以及宋代扬州的夹城与宋大城、宝祐城的关系等。

  陵墓考古方面,调查了陕西扶风隋文帝泰陵、关中唐十八陵、唐祖陵。发掘的隋唐时期重要墓葬有:江苏扬州曹庄隋炀帝墓,陕西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陕西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陪葬唐昭陵和乾陵的程咬金、尉迟敬德、李图片、郑仁泰、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李承乾等人的墓,陪葬献陵的大长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唐代相王(李旦)妃子唐氏、崔氏墓,长安县韦氏家族墓地,睿宗贵妃豆卢氏墓,金乡县主墓,咸阳贺若氏墓,以及一批唐朝廷追尊之墓。还有广西钦州隋唐宁氏家族墓地,宁夏固原南部隋唐墓地,黑龙江宁安渤海国大型石室壁画墓,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与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西藏洛扎县吐蕃贵族得乌穷家族墓地、藏王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等。发掘的五代时期重要墓葬有: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墓,江苏南京南唐二陵,福建福州闽国王王审知墓,浙江杭州吴越王钱元陵,广东广州南汉刘晟墓、南汉烈宗刘隐德陵和高祖刘岩康陵。发掘的宋辽金时期重要墓葬有:河南巩县北宋诸陵,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河南禹州白沙宋墓群,浙江绍兴南宋六陵攒宫,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契丹贵族墓和耶律羽之家族墓、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保存完好的通辽吐尔基山辽代早期高级贵族墓、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河北张家口下八里辽代张氏墓地、宣化辽韩师训墓;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北京房山金陵,黑龙江金齐国王完颜晏墓,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的元明清时期重要墓葬有:河北石家庄市郊元史天泽墓地,北京明十三陵定陵,江苏南京明孝陵、南京雨花台明徐达墓,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地,江西抚州灵芝山汤显祖家族墓园,还有安徽凤阳与江苏泗洪的明祖陵,及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江西几代益王墓等一批明代藩王墓及异姓王墓,以及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北京石景山清代亲王园寝遗址等。都出土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此外,还进行了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水下调查,广东阳江“南海1号”南宋沉船和汕头“南澳1号”明代沉船遗址打捞发掘,辽宁“丹东一号”清代致远舰与庄河经远舰水下考古等。发掘的“东海平潭碗礁I号”清代沉船,出水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主的1.7万余件瓷器。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1991)等。

  5.专题考古研究

  秦汉以后的专题考古研究,除出土文献研究外,有冶铸、纺织、漆器、金银器、玉器与玉矿、瓷窑、度量衡、钱币、兵器、舆服、天文历算、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其中以瓷窑与佛教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夏鼐著《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一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对历代瓷窑址进行了广泛调查,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开辟了古代瓷器制造业研究的新领域。经大规模发掘的重要瓷窑址有:浙江上虞古瓷窑与慈溪上林湖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龙泉窑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江西丰城洪州窑、吉安吉州窑、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与珠山明御器厂遗址,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遗址,河北内丘邢窑、观台磁州窑、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禹州神镇钧窑遗址,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遗址,宁夏灵武窑遗址,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址,湖南长沙窑址,江苏宜兴明清紫砂及宜均窑业遗址等。这些瓷窑址的发掘,加深了对各种窑系制品工艺及特点的研究。并结合自然科学技术对各时期著名窑口的瓷片进行了系统的微量元素分析,探讨了中国瓷器的起源与发展。对汉代瓷器、唐三彩、越窑秘色瓷、唐青花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安志敏、安金槐等诸多考古学家参与撰写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历代窑址考古和瓷器研究的成就。

  佛教考古研究,通过对云冈、龙门、莫高窟、炳灵寺、响堂山、天龙山及河南巩县、新疆克孜尔与库木吐喇、西藏拉萨札拉鲁浦等石窟寺,以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与浙江新昌宝像寺龛的考古学考察,将中国石窟寺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西藏四大区,并揭示了石窟造像由“凉州模式”向“平城模式”过渡的发展规律,弥补了长期以来偏重艺术史研究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得以了解敦煌底层洞窟的真实面貌与历史变迁和云冈石窟的开凿程序。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一大批唐代皇室瘗埋佛骨舍利的法器、供奉品,宁夏贺兰宏佛塔天宫出土千余件西夏文木质雕板残块与胶漆彩画物,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2000余块石刻佛像,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大批包括贴金彩画装饰的佛教造像。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该地区佛寺形制和塑像壁画资料的缺环。重要的收获还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和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西藏定结羌姆石窟、四川石渠吐蕃时期佛教图像和古藏文的石刻,还发掘了浙江杭州五代吴越国雷峰塔遗址和地宫,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等。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历程。文物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中国石窟》17个分册的系列著作。

  还发掘了造纸、矿冶、酒坊等遗址,如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重庆忠县临江明代炼锌遗址,湖南桂阳炼锌遗址群,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四川成都水井街明清酒坊遗址和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等,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物空白。

  五、结语

  中国考古学作为广义历史科学中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以其特殊的作用和优势,在揭示悠久而连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绩卓著。这是几代考古人坚持不懈的发奋努力,在中华大地上风雨兼程、披沙拣金、励志求索、积累总结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除了两个停顿时期外,一直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其发展历程表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的重视、提倡与支持,是中国考古学得以快速发展的前提;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是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石;坚持科学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系统地获取新鲜的研究素材,是考古学发展的源泉,一个考古学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没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丰富研究手段以获得更多的研究信息,产生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吸取国外考古学研究的先进经验,并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实践与提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此外,及时而系统地整理与总结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与经验,明确研究方向,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及人才队伍的建设、学术研究平台的建设,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考古学,在经历了百年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政府空前重视与社会大众热心关注与支持下,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道路,在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过程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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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9.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0.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J].考古,1979(3).

  11.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J].考古,1979(5).

  12.王世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M]//王世民.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台北:艺文印书馆,2008.

  13.朱乃诚.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M]//钱伟长,王巍.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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