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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辩与“兼解以俱通”
2021年06月01日 0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袁济喜 字号
2021年06月01日 0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袁济喜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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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批评发端于先秦百家争鸣之中,批评与反批评是当时的突出现象。后世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和而不同、兼解俱通等,都来源于这种争鸣的场景。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奠定了两汉文化的厚重雄浑,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兴盛与解放,也泽及后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过论辩达到“兼解以俱通”,即对事物全面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这种奇正互补、兼解俱通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发展动力,也是今天我们开展文学批评时应当借鉴的传统资源。

  中国文学批评生发于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当时并没有现在所说的“文学批评”的样态,但是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学批评,依托于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生态,得天独厚,生生不息。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学说风起云涌,围绕着商周以来的礼乐文明问题,以及各国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而展开争辩。现实的情境决定了这种批评具有百家争鸣、自由竞争的意味。因而批评与反批评是诸子批评的基本特点,也造成了他们在文学问题看法上呈剧烈竞争的态势。

  当时的儒家与墨家号称显学,而道家与法家也声势不凡。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礼乐学说是其文学观念的基础,孔子提出“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以中和为美的思想,对违背礼乐的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作为夏商周文化的传承者与光大者,他的文学批评综合三代文化的精华,以礼乐文明与仁学作为文学批评的内核并旁及具体的文学问题,确立了其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及和而不同的方法,这也成为后世“兼解以俱通”文学智慧的来源,构建出中国文学批评的胜境。

  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号称显学。不过,战国时期的庄子对孔子及其学说提出了反对意见。孔子提出“思无邪”是文学的批评标准,庄子却提出虚静与物化的人格精神与审美心态,在自由天放中获得最高的文学境界,他通过寓言等话语方式,进行人物批评与文学批评,推崇逍遥游的精神境界。战国晚期的荀子,则对庄子及其文学思想进行了批评。荀子批评庄子“猾稽乱俗”,指责他过于推重天道自然而否认人事的作用,“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对庄子顺应自然的文学观作了否定。荀子通过对诸子的批评,倡导他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奠定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基础。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以人为中心,性情问题往往涉及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而价值评判见仁见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最后往往上升到伦理价值观念的争鸣上。先秦诸子正因为所持的价值观念不同,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因而也大异其趣,但是通过激烈的批评与论争,仍可以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廓清是非,奠定真善美的价值标准。如果只是缺乏争鸣的独语,就不可能道出问题的实质,对作品进行公正的评价,确立作品的经典地位。在两汉时代,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曾经发生过著名的争讼事件,屈原及其作品的价值正是在这场公案中,通过激烈的批评与反批评,反复争鸣,最终得以确立。

  《周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便是通过两种对立意见的交锋与争鸣,展开辩论,达到新的认识高度。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底蕴乃是对于人性的认知。《尚书·虞书·大禹谟》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的奥秘在于其深层的结构极为复杂,具有多重性,对它的探讨,并不是简单地用性善与性恶就能断定的,往往要通过反复的争鸣,甚至是激烈的论辩,才能深入问题的核心,探讨其中的要害,有时即使如此,也不一定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如果没有坦诚地交锋,只是一团和气,则不可能达至思想的深处。魏晋时期嵇康与向秀关于养生问题的争鸣便是典型。它与文学批评的底蕴,即文学与人生问题直接相关。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总结了先秦至汉魏两晋以来的论辩之作,并参照当时的玄谈,提出辩论的特点:“原夫论之为体,888集团游戏占成: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这一段话全面地总结了先秦至汉魏两晋以来辩论与清谈析理的一些特点与内在规律。其中突出了这样三点:第一,辩论的要点在于辨正然否,即从正反两方面去揭示问题;第二,辩论贵在从现象到本体,从有形到无形,探索事物的本真;第三,从方法上来说,辩论要求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这三点也是魏晋以来玄学与清谈所追求的境界。

  六朝时期文艺批评的发展与升华,不仅表现在书信与著述方面,而且彰显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雅趣与品质。批评与反批评已经常态化,成为健康的文化生态。与两汉时代文艺批评定儒学为一尊不同,当时士大夫普遍加入清谈之中,视论辩为一种思想交锋与日常智慧。在批评与反批评的对谈之中,许多问题得以深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些重要文学理论主张出现后,人们难免会对它产生不同看法;新文艺现象与成果涌现后,见仁见智也是正常的。这时更需要反复讨论。有些观念当时普遍被认可,但未必就是正确的。例如汉代的经学批评现象,以美刺比兴来解释《诗经》,曾经被列入经学框架,但是后来被人们超越,朱自清的《诗言志辩》便代表了“五四”以来人们对汉代《诗经》学的超越与扬弃。还有一些文学理念,当时不被看好,但是后来却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同时,在争鸣与对话中,一些片面的看法得到纠正,趋于完善。齐梁文士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声律论的形成与发展便是明证。汉魏以来,随着五言诗的成熟及人们对上古以来汉语声律问题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受外来佛教诵读法的影响,人们对五言诗的声律形成了新的看法,这便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声律论。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还指出:“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不过,这一看法却受到一些文人的批评,当时的文士陆厥为此与沈约进行争论。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优秀作家与声律之关系,陆厥对沈约垄断四声八病发明权的做法不满,认为前人早已知晓声律之奥秘,他为此盛赞汉魏以来诗人在声律上的高妙:“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怗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这种说法确实也指出了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在声律论上的过度标榜。

  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他提出古代的诗歌作品与乐府诗都是为了配合音乐演奏的,现在情况根本不同了,既然五言诗已经不再合乐,何必还要讲究声律?钟嵘的看法有些片面,因为古代入乐诗与当时兴起的五言诗的声律是两个不同概念。沈约倡导的声律说,是建立在诗歌脱离与音乐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与入乐的乐府诗和音乐的关系有所不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剔除其中过分讲究的地方,它对汉语诗歌的独立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过分讲究诗歌声律的规制,难免会伤害诗歌声韵的自然之美,钟嵘从倡导“自然英旨”的诗学原则出发,对其进行了批评。

  继钟嵘之后,对沈约永明声律论进行争论的也不乏其人,这也是由对“自然英旨”的倡导与对人为声律论的肯定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导致的。围绕永明声律论而展开的争鸣与对话,推动了唐诗兴盛与唐代文学的繁荣。通过奇正相补、兼解俱通达到文学繁荣,也是中国文学智慧与传统的精彩显现。

  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后期,这种通过争鸣与论辩来进行文学批评的传统得到了延续与光大,明代更是达到高峰。虽然后人对明人好立门户、标新立异的诗文评颇有微词,但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说,明代文人追求和而不同,在尖锐批评的基础之上促进兼解俱通,也是大有可取之处的。明代“前七子”对当时的台阁体进行了激烈批评,而在他们内部,也是争论不绝。“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倡言:“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他将格调分解成七个要素,并将这七个要素作为诗的极致。他的格调说显然有复古的成分,但其针对性是很明显的。李梦阳强调七者之中,情感是核心,格是思想内容的要素,而调是在格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声律形式因素,格调以唐诗为正宗与楷模。李梦阳赞美唐人之诗情感真挚、痛快淋漓,而宋诗则差强人意,以抽象义理填充诗意,遂使诗歌格调不复存在。由于对唐诗格调过分夸大与固化,因此李梦阳鼓吹:“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由此一来,他的格调说就陷入了拟古的泥潭,也不可能真正纠正明代前期台阁体诗歌创作的弊端,因为台阁体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鲜活的生命体验。

  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演变与发展机制。古人往往采取和而不同、兼解俱通的方式与途径探索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将问题充分展开,双方坦诚地展开论辩与争鸣。《庄子·天下篇》论述了先秦时代思想文化裂变的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庄子谈到道术由于当时的动乱与圣贤不明而分崩离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实,这种道术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统一乃是历史之必然。

  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年代始于魏晋六朝。这种自觉年代的重要特征便是人们自觉地彼此进行批评,以相互品藻为时尚。发端于人物品藻的清议,延伸到诗文批评领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析“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人们在相互批评的同时,难免会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称之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因此,确立正确的批评标准就是非常必要的。总体上来说,批评的标准便是钟嵘《诗品》所说的“辨彰清浊,掎摭病利”。

  刘勰看到了创作中的奇正相反,批评中也充满这种巨大的差异性,因此,通过批评与反批评达到相对统一的看法,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他在《知音》中提出兼解俱通的审美与批评要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刘勰强调文学批评者要出于公正之心,不偏于个人憎爱,然后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批评态度与度量,也是“兼解以俱通”的前提。刘勰体大思精的文论巨典《文心雕龙》,也正是在克服前人偏颇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通过批评与反批评,获得相对正确的认识,探索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内在规律,这是值得今人重视的历史经验,它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可以兼容并包。近现代以来,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文学活动在日趋多元与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但是这一历史经验不应被忽视,这一优秀的传统不应被弃置,缺少批评与反批评的文坛不能被认为是正常和健康的。当然任何批评与反批评都离不开正确的立场与价值观的导引,以及开放多元的心态与雅量。这同样是需要我们认真考量与思索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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